“物勒工名———古铜镜中的质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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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堂华王照魁

鄂州、三国时称为武昌，史载、汉末、三国六朝时期是全国四大生产铜铸镜中心之一(另有三处为绍兴、徐州、洛阳)，因铜镜出土量多、品种多、分类齐全、历史和学术价值高等原因，被称为古铜镜之乡

目前鄂州所藏铜镜有600余面，时代上自战国，下济明清。 其中三国时期神兽镜特色明显，不仅在数量上占据全国之冠，而且铜镜文化深厚，泽中外。 在这些神兽镜中，许多碑刻不仅深邃、字优美、有艺术色彩，而且历史文化价值甚高，其中有“纪氏”碑刻，为认识吴国铸镜匠提供了重要线索，是研究中国铜镜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纪氏”铭文是指包含“姓”、“姓名”、“铸镜工作室名”的铭文，这些“姓”和“姓名”大多指铸镜匠。 鄂州馆藏神兽镜的“纪氏”铭文中有三羊、青羊、青盖、鲍师、鲍唐、鲍豫、陈世、薛氏、李氏、张氏、朱氏、荣氏、暴氏、肖氏、范氏、谢氏、王氏、盖惟顺、尚方等20余种 其中鲍、陈被誉为“大师”，这两种神兽镜流传数量最多，收藏地域最广，范围遍及海外日本，因此成为探索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历史起源的重要依据。 列举其典型的“鲍氏”“陈氏”神兽镜之一加以证明。

黄龙二年分段式重型列神兽镜

黄龙两年分阶段重新排列神兽镜，湖北鄂城出土，其纪氏铭为:大师鲍豫做了明镜。

黄武六年重排神兽镜，1956年8月31日从鄂州第21号墓出土。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在《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中打断句子的纪氏铭是《会稽山阴作师鲍唐》。

这本《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的铭文证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从会稽(浙江绍兴)到调能工巧匠到武昌(今鄂州)兴起了各种手工业，会稽山阴铸镜师的引进是鄂州铸镜业兴盛的原因之一

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2枚，1枚出土于湖北鄂城，现藏于市博物馆。 另一枚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现收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其纪氏铭为:师陈世口造作三湅明镜。

鄂州藏置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

是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镜一枚，现在收藏在日本五岛美术馆，但出土地点不详。 其纪氏铭，师陈世制作了百湅明镜。

“鲍氏”“陈氏”镜子在日本被发现，证明了鄂州在三国时期与日本国保持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直接证据。

古代铜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纪氏”铭文呢？ 这源于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制度“物勒工名”。

“物勒工名”的“勒”意味着即刻在器物上刻上制作匠的姓名。 《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工程师效应工……必功致上。 敲诈工人姓名，考验其诚信。 如果工作有不当之处，一定会做其罪，使其情穷。 ”。

由此可知，在古代的官营手工业中，如果产品不合格，就必须通过产品中紧扣的工名，向生产该器物的工匠追究责任。 因为国家通过这部法律保证了产品的质量，这是国营产品的质量管理制度，属于古代社会的法制范畴。

据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首先在部分兵器生产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大大提高了兵器质量，随之而来的是秦国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这也成为秦国席卷东方六国，完成国家大一统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官营手工业，“物勒工名”制度检验的产品，多为精品，质量上乘。 此时的“物勒工名”不是权力者，而是官员承担的质量保证责任。 尽管“物勒工名”制度的初衷是质量保证，但在实际运用中意外地起到了推广产品、吸引买家的作用。 由于官方手工业的产品被强制命名为“物勒工名”，民营手工业在“物勒工名”中发现了竞争机会，因此为了识别和销售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开始积极采用标记符号。

古代的铜镜，本身就是昂贵的贵金属，当时的铸镜工作室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经营的，大多由当地的官员富豪开设或把持。 铜镜铸造，也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技术工作，超出了雕刻的范围，干燥修整、合金配比、金属熔炼、铜液铸造、脱模整形、打磨抛光等许多复杂的工艺，所以一个铸镜工作室一定有很多工人， 这些“纪氏”铭文实际上是这些铜镜的商标。

在私家铸镜作坊的生产中，“物勒工名”作为生产制造商的自觉和自律行为，无疑体现了责任意识、质量观念、企业品牌概念和信用保障。 铜镜的勒名也为今天的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大师的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特别是吴国的神兽镜创造了断代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