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猛将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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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从中原突围后返回延安的三五九旅领导干部(右五为王震)资料图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军于1949年2月由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改编，其前身为着名的359旅。该军首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的王震，人称“胡子将军”。

1908年，王震生于浏阳河畔一个普通的佃农家。由于家境贫寒，王震在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

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 9月12日，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正式转为正规红军，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王震向毛泽东介绍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能镇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在长时间的征战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抗战爆发后，王震与359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王震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4次远征所创下的奇迹更是威震四方……

西征

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术转移。当时，红6军团也撤离了其防守的赣西南的松山和金华山，被8个师的敌人围在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内。随红6军团行动的湘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任弼时几次和军团长肖克、军团政委王震商量对策。性格火爆的王震提出要主动突围，但最后被任弼时否定。任弼时认为，中央一定会有统一的部署，还是等军革委有了电令再行动。

果然，7月23日，在机要室的嗒嗒声中，红6军团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给他们的命令：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扩大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信联系。这个命令的实际意思是，红6军团率先西进，为中央红军的突围先侦察出一条可信的路线。中央的命令让王震觉得十分振奋，任弼时对他说，这次突围，就是在给中央红军当先遣队，当先遣队，这可是中央的信任呀。当然，王震也深知这一重托所包含的分量：他们的成败将关系着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甚至整个党的生死存亡。

7月30日，任弼时、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报告了红6军团的情况。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由江西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开始战术转移，踏上了西征之旅。由于出发前他们先派地方独立第5团伪装成红6军团，声言兵分3路东渡赣水，以迷惑、牵制敌人，所以在最初的突围中，红6军团一直很顺利。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他们连续突破了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和桂东、上犹两县交界的狮子岭等封锁线，8月11日，胜利到达湖南桂东县南面的寨前圩。在这一段时间内，王震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虽然任弼时和肖克都认为前头部队有个营长最多有个团长就可以了，但是王震执意认为自己应该随着先头部队，假如遇到敌情，可以及时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

寨前圩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8月12日，红6军团就在这个小村子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震满怀豪情地告诉红军官兵，蒋介石想吃掉红6军团，但红6军团不是荔枝、桔子，而是“铁核桃”，最后，他热情洋溢地说：“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我们能打胜仗，因为党中央在期望我们开好路。”会后，王震没有回司令部，而是和红军官兵一起搞推广，刷标语。就在他一边刷标语一边和战士们闲聊的时候，3架敌机从远处飞来，盘旋一阵后又隆隆地飞去。王震意识到敌人可能已经跟上来了，刚想回去，通信员急急地跑过来告诉他：抓了一个敌人的侦探，正押在司令部呢。

红6军团突围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电：一、西路军何键部主力调湖南，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总部移驻衡阳；二、南路军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界截击，总部推进至韶关；三、第4集团军廖磊部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四、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6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何键接到命令后，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3个师及一个纵队，昼夜兼程前来堵截红6军团。抓来的侦探告诉王震，何键下了封赏令：谁能重创王震一个营，赏银元3000块；谁能歼灭王震一个团，赏银元8000块；谁能捉到王震，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

敌侦探带来的情报，加速了红6军团行动的步伐。当日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寨前圩，日夜兼程，先后穿过汝城县、资源县，于8月17日进入郴县县境。郴县山高林密，红6军团要是再前进就得翻山穿林，可即使这样，侦察员提供的情况仍是：山上各处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侦察员们说，他们能看到敌人数不清的黑洞洞的机枪枪口和大炮炮口。

军政委员会的氛围一开始就十分沉闷，因为他们的处境确实是太困难了：正面走不通，不但要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就地扎根，根本不可能；绕道突围，但似乎又别无可供选择之路。最后，王震一拍桌子，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去找群众去，他们肯定有办法。”

在村子里，王震找到了一位白发老人，老人正在阳光下抽着烟袋，咝咝有声，王震问他：“老人家，这山除常走的路外，还有小路能走出去吗？”老人看了王震一眼，不吱声。王震知道乱世兵多，白军、土匪路过一地，当地的老百姓就要遭一次殃，于是就耐心地给老人解释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在王震的说服下，老人最终指了指隐在云雾中的高山，说：“那里，我40年前采药的时候去过，记得有条小路，你要是想找路，到那上面再找找看吧。”新的出路虽然崎岖，但总算露出端倪来了。王震十分兴奋，就在王震临走的时候，老人又提醒他，山里有很多的土匪，让他一定得小心。但在当日夜里的开路过程中，手提大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王震并没有碰到任何土匪，只是山路过于狭窄，过于陡峭崎岖而已，可是这些算得了什么呢，对于红6军团的官兵们来讲，这些困难完全挡不住他们行军的脚步。

20日清晨，红6军团袭占新田县城，全歼该城守敌。

23日，当到达湖南零陵县的时候，他们已经整整11个白天黑夜没有睡过一个香甜觉了，但没有什么人叫苦叫累，因为他们的政委王震依然走在前卫部队的队列里，和大家一样，他也嘴唇干裂，还渗出了血。因为此，当他们一到零陵，刚坐下来休息不久，大多数人就都抱着枪睡着了，鼾声响成一片。然而，就在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各路大军向零陵开过来了。

红6军团到零陵就是准备西渡湘江的，现在刘建绪9个团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展开，占领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我毁灭。王震在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大胆地向任弼时、肖克建议，并最终形成决议：放弃在零陵的渡江计划，迅速向东南方转移，进入阳明山地区。

阳明山纵横80里，山势陡峭，行进十分艰难，就在红6军团经过16天的艰苦行军刚刚到阳明山的时候，敌15、16师，桂系19师和独立32旅等部已开始从南、北、西三面向阳明山进攻了。三面受敌，而且部队又极度疲乏，王震不禁踌躇起来，但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他立即去找任弼时，说他要出奇兵，因为红军向来是善于打运动战的，静则死，动则活，他要在动中战，在动中胜，在敌人鼻子底下穿行，围绕敌重兵兜圈子。

就在王震决策到最危险的地方寻求安全的时候，25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他们于26日晨前，集结于阳明山及以南地区，并详细侦察新田、分水坳、铲子坪之间敌15师的配置，袭击之，而后取道南行。中革军委的电令和王震的设想原则一致，这更加坚定了王震信心。26日凌晨，王震率6军团踏喜爱蒙的雾霭出发，趁敌重兵尚未合围之际，直取祁原县白果市。敌以为他们将继续东进，重返湘赣苏区，便急调部队向东防堵；当他们发现红军南抵嘉禾时，又纷纷调军向南出击，当他们奔向嘉禾时，王震又挥师西进了，并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迅速通过。

9月1日，红6军团声东击西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当日夜里，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王震与任弼时、肖克毅然决策：趁黑冒雨继续前进。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大为叫苦。9月3日，红6军团在灌县占领有利地形后，同尾追之敌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8个团的重大战果。此后，红6军团的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

9月4日，王震率兵乘胜前进。在到达兴安麻子渡时，他们看见民团团丁正在挖战壕，一个红军战士问他们挖战壕干什么，回答是打共匪，这个战士又问，见过红军吗？答，没有。战士于是说，不用挖了，我们就是红军。不久，红6军团就乘机在界首突破湘江防线，胜利渡过湘江。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战术转移，敌人对红6军团的“追剿”力度有所减轻。王震乘机率红6军团向红3军树立的黔东根据地靠拢。24日，红6军团到达贵州印江地区，在木黄与红3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任务。

此次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王震作为首要指挥员，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既为主力红军战术转移探了路，也为后来红军主力的远征积累了经验。任弼时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说：“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敌人把他看成老虎，他这只虎对于敌人来讲是恶虎，因为他吃了他们那么多人，可是对我们来讲，是英雄虎，是功臣虎！”

长征

木黄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并成立红2、6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行动，王震担任6军团政委。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20万重兵“围剿”红2、6军团，军团指挥部吸取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决策主动转移。

11月19日，红2、6军团分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了突围誓师大会，王震率部从湖南桑植突围。20日下午，王震率先头部队49团到达澧水北岸的张家湾、黄家浦、安坝渡一带。部队隐蔽在黄家埔后面的树林里的时候被对面的守敌发现，枪声立刻响了起来。49团团长王烈人如其名，性格火爆，立即命令部队迎战，激烈的交锋过后，对面的碉堡被炸塌，王烈随即让部队强行渡河，但不远处的永镇庵、杨林铺守敌又开始对其射击，火力十分猛烈，王烈只好让部队回撤。一直在用望远镜注意战况的王震在王烈退回来报告时已经成竹在胸，他对怒发冲冠的王烈下达了4个字的命令：改道偷袭。

在王震的安排下，侦察员化妆成乞丐到安坝渡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了渡口碉堡哨兵的枪，然后部队迅速搭起浮桥。部队从浮桥上通过澧水时，敌人的飞机也闻讯而来进行轰炸。一时间，澧水两岸火光顿起，澧水河面，水柱冲天，王烈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点红军官兵过河后想在滩头休息一会儿，黑暗之中，他们听到一个急迫的声音：“睡不得，睡不得，现不是睡觉的时候，再一再一下。”这是军团政委王震的声音，他命令部队向沅陵进发，不给敌人任何调整部署的时间，直接突破第二道防线——沅江。王震说，虽然部队十分疲劳，但胜利才是消除红军官兵疲劳最好的做法。

49团的红军官兵又立即出发了。他们一路不停地走，一直走到第二天晚上的8点钟，很快处理了沅江两岸的敌人，开始架设浮桥。这时王震也赶了上来，在官兵们稍事休息的时候，他开始研究大部队的渡江计划。正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传来划船的声音，4条大船上不时亮下手电筒的光柱。王震命令架起机枪等候。船慢慢靠近江岸，船上的人首先发问：“哪个部分的？”因为当地属国民党李觉的防区，红军战士答道：“李司令部下的。”船上的官兵也是李觉纵队，连忙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把船靠了岸，结果立即被红军连人带船扣押。原来是李觉纵队的一个营，奉命到沅江大宴溪渡口防御的。营长张维国被押到王震面前时还一个劲地挠头：“早晨听说你们还在潭口，如何这会儿就到了这里了？”

红2、6军团所有渡过沅江后，由于已经位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后面，于是立即拽住有利时机出击，攻占了沅江以南的几个县城。23日至28日，短短5天时间内，辰溪、浦市、溆浦、新化、涟源、锡矿山尽落我手，而这些地域正是整个湖南省的腰部，四面通达，物产丰富。王震带领部队积极开展群众从业，在深入推广的并且，树立了38支各种地方武装组织。但红2、6军团仅仅休整一周，敌李觉纵队的第15师、第19师、第63师就从永顺赶到了溆浦、辰溪附近。敌樊嵩甫纵队的4个师也由慈利西部渡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推进。此外，陶广纵队、郭汝栋纵队、汤恩伯纵队正在红2、6军团两侧迂回。面对这一形势，军委分会决策退出湘中，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出发前一天晚上，任弼时召集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又开了一次会，明确行军路线和行军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2月21日，红2、6军团从溆浦出发，迅速向东南转移，拟抢渡资水，敌李觉、王东原、樊嵩甫等立即率部东进，妄图在资水拦截红军东渡，他们在资水两岸抢修工事，排列了3道防线，并在30里外加派警戒，每日数次报告，但红2、6军团并没有按计划行军，而是到洞口、绥宁等山区，然后在黔阳江再次抢渡沅江，于月底转移到了芷江。1936年元旦，红2、6军团到达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

3日，红2、6军团分别进驻波州、晃县、龙溪口一带；5日，红五师占领贵州玉屏为临时后方，并进一步占领江口；12日，占领石阡。1月20日，部队由江口、石阡出发，21日突破了敌32师防线，次日到达猴场、瓮安，准备渡过清水江。

清水江是乌江南岸的一条大支流，是贵阳乐北的天然屏障。当日，红2、6军负责人都到清水岸边注意地形，商量怎样渡水。王震认为渡江渡河并不是什么难事，是不是真的要渡江才是问题的关键。他表示，部队应该“直插贵阳”。贺龙对王震的提法有些吃惊。王震解释说：“这么做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我军仍走去年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的老路；二是袭击贵阳这个敌人的政治、军事中枢。”王震为自己的大胆设想得意，但是任弼时却笑了起来，因为他和贺龙也有这个想法，贺龙说：“王胡子，你居然钻到我们的脑袋里来了。”

红2、6军团渡过清水江，前锋直插尤里，距贵阳只有20里路了。敌人慌了手脚，既要守乌江，又要保贵阳。蒋介石急飞贵阳坐镇指挥。

1月29日，王震率10师作为6军团的前卫到达清水江支流顺岩河的东南岸，由于河水深且湍急，泅渡和架设浮桥一时都难以奏效。在王震与16师师长周球保、政委晏福生都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把国民党俘将张振汉推到了前面，张振汉提出在浮桥下的三角架下绑扎石头，这一做法，果然处理了问题。次日，红6军团渡河出击，多路袭击了贵阳北部的重镇扎佐、修文等。迫使蒋介石召回部队在贵阳重兵布阵。

但就在蒋介石在贵阳拉开架势准备与红军决战的时候，王震与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却率红2、6军团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直插西北，造成北渡乌江之势。蒋介石只好再次调兵遣将，前往乌江上游堵截，但守在电话机旁的蒋介石等来等去，只等到一个“共军不知去向”的消息。

红军在哪儿？2月1日，再次改变行进方向的红2、6军团正在向西南方向行进。鉴于贵州地形多而杂，敌情多而杂，王震派了120人的侦察大队，开路侦察。时值严冬，又下着雪，侦察员们急行军130里，赶到鸭池河畔，乘着夜色，俘虏了守敌一个连。随后赶到的王震立即指挥工兵连架设浮桥，晨曦时分，大队人马已经从从容容地从浮桥上过河了。至此，红2、6军团又一次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又一次壮大了红军队伍。王震的指挥智慧得到军团指挥员一致的称赞，贺龙说他：“王胡子，你人粗心细，勇而有谋。”

此后，红2、6军团转战到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这里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少数民族较多，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十分薄弱，红2、6军团的领导决策在此树立新的根据地。王震十分重视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3月，当红2、6军团到达南北江地区时，接到红4方面军要求会师甘孜的电报，于是兵分两路开始北上。4月底，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红6军团进入康藏高原，准备翻越雪山。王震深知过雪山的困难，发动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终于6月初顺利翻越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4方面军的32军胜利会师。7月2日，红2、6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4方面军会师。5日，中央军委正式授予红2、6军团以红2方面军番号。不久，红6军团担任红2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继续北上。王震率16师走在军团的前面，多次与敌血战，冲破围堵。10月18日，红2方面军又同红1方面军胜利会师。

后来，毛泽东在接见王震等红2方面军将领时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2、6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原来，中央红军出发前有8万余人，经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不到1万人，而红2方面军撤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是1.7万人，到陕北后仍有1.3万人，确实是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是和王震在长征中观察发动群众、努力扩充红军分不开的。

(责任:刘鎏)